金仲兵：面对躺平文化，防范“明斯基时刻”

 一、三年防控，定调躺平亚文化

三年疫情的被动躺平，让人们习惯了一种躺平式的生活。23年启动恢复经济，之所以没有达到预期，很大原因是因为防控日久，对社会生态和人们的心理塑造已经成型，其中包括，年轻一代普遍的精神抑郁。

我在22年底时爆火的“九条建议”文中曾提出，疫后恢复应渐次落地，也提出抑郁症的社会性疏导，但没得到任何回响。

试图甩掉疫情包袱重新出发的人们，面临精神和物质双双受阻的考验，直到现在。

往前追溯，躺平现象其实早已存在于迷茫的年轻人中间。

民间版本，有以流浪者沈巍为代表的躺平大师。当中似乎隐含了一定的自由主义叙事，在白领小资娘炮形象不再生鲜的当时，这种逆现实主义的颓废风格得以风靡一时，圈粉无数（尤其是有不少女孩子）。还有城市中人对乡村故事和农家乐生活的无限向往，似乎以淡泊对冲名利，其实也不无道理。

官方版本，则有人穷志不穷的二舅故事，试图激励年轻人；还有各地佛系青年远赴东北边陲小城鹤岗，享受与世无争的幽居人生，试图疏解拥挤的城市空间。

两种版本，都以指向躺平生活而告终。

在经济通缩时代，包括知识型和劳动型在内的不少年轻人，纷纷退出逼仄的大城市，开启了逆向发展的返乡潮。以北京为例，年轻人十年间减少了50%，达200多万。北京的房市也因此少了一个重要的支撑点。至于城市活力——对了，与权力相比，这是一个不需要太多活力的地方。

疫情之后，习惯、热衷于远离社会、自甘边缘的躺平生活，在毫无社会经验的年轻人中蔚然成风，已然成为一种当代亚文化现象。

有一段子说：

我梦想的人生，睡觉睡到自然醒，数钱数到手抽筋；

我现实的人生，数钱数到自然醒，睡觉睡到手抽筋。

地冻三尺，非一日之寒，躺平文化的形成，有更长周期下的产业结构、经济周期、分配机制、社会福利结构、社会资源的自由匹配度、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是否健全等社会、经济以及人文因素的多重叠加。三年疫情，让躺平文化的各要素发生耦合现象，起到了一锤定音的作用。

一旦某种文化得已定型，文化这玩艺，一时半会儿必难改变。

 

二、努力或躺平，都是法定权利

人类有两大生物特征，懒惰与欲望，二者相互制约，也相互促进。欲望当中，包括用于为人处世的名和利这些抽象但实用的身外之物。

当名利不足以改变懒惰进而转变成行动力时，人就会变得消极颓废，躺平就是必然。反之，如果有一种能够让人心甘情愿去追逐的名利，社会就会有活力。

而支撑这一切的最底层逻辑并不复杂，但很奢侈，就是自由，包括社会资源和人身自由。

自由，是一种天赋的法定权利。

失望是因，躺平是果，失去希望，才选择躺平。

像做生意一样，人活着也要算一笔经济账。具体到生活，其实是一笔财务账——如果越努力工作越赔钱，损失越大，越不划算。不想继续“做赔钱生意”，那就选择退出游戏，降低生存预期，降低生存损耗和成本，以维持个人小宇宙从生理到财务的“生态平衡”。

这就是经济理性，但需要有选择退出的自由和权利，要不然无从谈起，还得996或007。

问题是，当996和007不可得时，躺平背后一般是社会财富分配机制出了问题，甚至严重到连就业机会也没有了，倒逼着人们去躺平。

如同两个人虽然经历了同样的事情，但分别认为苦难与锻炼一样，躺平也有主动和被动两种。

对当代年轻人来说，他们的选择就是没有选择，只能退而求其次。如果没老可啃，只能继续不断后撤，退至悬崖边，就是从自身挖潜做起，进行自耗。

牵一发动全身，一叶知秋，一管窥豹，躺平的背后必然存在着系统性的社会问题。再聚焦当下，对躺平族也越来越不友好了。

 

三、防范“明斯基时刻”，财富再分配

“明斯基时刻”，常与“灰犀牛”和“黑天鹅”关联使用。我国官方就曾多次强调，要防范“明斯基时刻”，尤其要关注高杠杆、影子银行、地方政府债务等问题。但这仍然是宏观经济视角，再提升一个档次，就是社会学高度：每当社会生态、生产力关系、社会财富出现新变化和新结果以后，那么社会机制、社会财富、社会资源就必然面临再分配的重大考验。

最理想的，当然是建立可持续的、长久的、稳定的社会福利制度，来保证人们的基本生存，进而确保社会稳定有序。

前几年的疫情期间，我国也一度派发了几波救急红包儿（虽然我一个也没见达，但确有其事），但这只是一种随机性的应急救助措施，况且还没坚持下去。

让人更担心的一个事儿，就是现在无限内卷的怎么都是民营企业？是国有垄断企业很坚挺不需要卷吗？后果就是消费者买单？

还有一件事儿，当下的躺平者的生存技能将来会不会被AI部份地替代，而进一步失去生存和议价的资本，连韭菜命也没了？

不管是福是祸，到那时，人类社会就不应再局限于一份劳动对应一份收入、“劳者有其田”的传统认知，而是“生者有其食”的绝对化人权与福利观了。

还是那时，如果还没有实现全民覆盖的福利体系，“明斯基时刻”真的就会铃声大作了。

注：本文来自商业新知